近年来，“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成了美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有许多一流的艺术家亲自参与到其中，就是在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之间也兴起了一阵不小的热潮。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优秀的艺术家的代表作的集中展示当然是广大美术爱好者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在当今中国也许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够把这些优秀的艺术家集中起来，产生连“全国美展”也无法具有的号召力。以往的研究和研讨会中，许多研究者都已经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所存在的问题。然而从学术的角度仍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触及的，以下笔者就愿意从几个方面，来集中思考“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本身在美术史上的意义。

　　首先，“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题材上，为当代美术创作带动了某种积极的风尚。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哲学和美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反宏大叙事”的热潮。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这种种创作思路对于艺术家个人来讲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这种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一种垄断性的新的话语霸权，甚至在实践中走向一种极端的“恶俗”、“无聊”的时候，就有些危险了。其实，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创作对于“后现代”的理解还停留在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层面，绘画的主题越来越被“结构”，画面中充斥着精神扭曲、变态的各种“人物形象”。这种“以丑为美”的心态是一种不好的时代风尚。我们常常感慨，当代艺术太缺少美，太欠缺前辈艺术家的那种恬淡和宁静。这其实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原因，而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一种群体性焦虑在艺术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但是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艺术家对于自己所暴露出的这种生活状态浑然不觉，甚至整个社会(特别是收藏家)都以丑为美，没有建立起一种高雅的审美情怀。这时候提出“重大历史题材”作为主题，以及众多一流艺术家身体力行的示范，势必起到一种净化美术界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作用。我相信，这种风气对于美术院校的教育来说也会产生很大程度上的示范意义。

　　其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在一个新媒体传播的时代，绘画和雕塑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意义。曾几何时，绘画承担着“再现”的重任，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很多画家的地位很低，只是因为他们承担了今天摄影记者的角色，而缺乏艺术的自律观照。但是，当绘画和雕塑记录现实、再现现实的功能被剥离之后，绘画就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艺术”。绘画的传统意义上的“功能性”已经没有了，然而在今天，就连其“艺术性”也受到了新媒体传播环境的空前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还坚持绘画和雕塑还有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少，“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让我们看到了绘画的这种对于传统的功能性升华之后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国共合作、日军侵华、开国大典、女排夺冠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可谓如数家珍，但是真要用一种视觉的形象来呈现他们的时候，历史留给我们的“老照片”已经太少太少，为数不多的胶片也开始发黄褪色，用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取代了当时的审美趣味。这时候，艺术家的二次加工创作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同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此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集中创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为了恪守所谓“历史真实”而降低艺术标准，恰恰相反，艺术家们被要求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当时的场景进行再加工与再创作。例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开国大典”的那段仅存的视频，让我们看到在1949年那个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都还不高的时代，其实“开国大典”的现场秩序是有些混乱的。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天安门城楼上很多其他领导人还在“交头接耳”，远远没有今天任何一次严肃的会议的隆重之感。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和纪律标准来要求那个时代，但是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完全可以根据艺术家的审美需要进行再次的加工与创作。毕竟，历史的亦步亦趋的记录，不是当今艺术家们的首要任务，而如何通过一种公众耳熟能详的题材，把“美”传达给观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再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对于绘画展览的形态也进行了某些探索。常常听到有人宣称当今的社会是一个“视觉社会”，当今的文化是一种“读图文化”。且不说这种定位是否准确，我们看得见的现实，就是美术作品展览的地位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视觉文化”恰恰不指向离“视觉”最近的美术作品，这本身就构成当代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的悖论。那么，在一个以“速读”、“复制”为特征的“视觉文化”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美术作品展览?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但是美术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心理塑造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国际上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地否定。但是，美术作品势必也要根据“展厅文化”的特点作出相应的调整。笔者注意到，此次“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多为宏观巨制，作品本身就给人以一种视觉的冲击力，而这种力量是不在现场者所无法体会到的。我们正是需要这样一批作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巡展，从而让观众体会到来到美术馆观看原作时的那种震撼，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现场近距离接触、观摩美术作品，参与到那种靠复制无法取代的审美体验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美术作品充分体现出其社会价值。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积累和养成，无疑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最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开辟了一种国家资助美术的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艺术家群体在当代毫无疑问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尽管人们一方面已经习惯于看到个别成功的艺术家家财万贯的景象，但另一方面，大多数艺术家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贫苦的。这是因为在中国艺术品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共识，尤其是缺乏相应的版权、创意保护机制和法律法规。这就使得美术家常常缺乏社会的资助，也决定了艺术家的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但是，此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开创了美术界已经久违了的国家资助艺术的示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不仅仅是国家，地方各级政府也完全可以资助当地甚至外地的艺术家，展开各具地方特色的“重大历史题材”或者“重大文化题材”，这样一方面使得地方的文化地理得到了普及，另一方面也势必会在观众的身份文化归属感的确立、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起到深远的影响，也必将会对于塑造一个有文化氛围的和谐社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当然，此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再次愿意提出就教于各位同仁。首先，此次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这些问题目前似乎还并不明确，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艺术家创作的积极性。其次，展览的画风是否有一种“趋同”的趋势?尤其体现在水墨人物画方面。虽然作者多是“名家”，但也许出于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庄重性与严肃性的考量，使得很多画家有可能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压抑了自己对于风格的追求，很多画面有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而没有体现出“百花齐放”的艺术自律的追求，这是令人感到有些不足的。最后，是否需要引入一种“大美术”的观念?即，不仅仅是传统的中国绘画、雕塑，一些新出现的“美术”门类，如艺术设计、新媒体、Video、实验艺术等等，原本都可以成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载体。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时代艺术在此次创作工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时代在发展，“美术”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当代的美术创作，无论题材多么“历史”，也一定要“当随时代”，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进展，而做到这一点，对于各种新媒材的引入和大胆尝试当然是必须的，等等。

　　无论如何，现在这些趋势还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的尝试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但我却的确希望通过一种呼吁，把一些风气带到当今的美术和美术教育界之中去，从而充分实现“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

作者：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