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0日，“百读不解 百看不厌——石虎艺术大展”在金陵美术馆开幕，展至11月29日。石虎(1942—2023)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革新的标志性人物，从《非洲写生》到晚年重彩与书道，四十余年不肯重复自己;2013年中国美术馆大展后隐居广东河源山村十年，鸡鸣即起，画得更大更猛。策展人刘春杰用“百读不解 百看不厌”八个字为展览命名，学术主持王鲁湘称其书道作品是“读懂其艺术思想的重要文本”。这篇观察不打算替观众“读懂”石虎，只想走近那些具体的笔痕与线层，说明一件事：他的艺术不是用来读懂的，是用来经历的——不解是入口，不厌是结果。

　　10月20日上午，金陵美术馆。策展人刘春杰说，作为体量有限的市级美术馆，促成这场重量级当代水墨展览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让观众在一幅画前站定三秒钟之后不转身离开。

　　在金陵美术馆的展厅里，观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停下来，然后退后两步，再走近，再退后。没有人能在一幅画前站定三秒钟就转身离开。那些缠绕的线、斑驳的色、层层叠叠的痕迹，像一堵会呼吸的墙，逼着你调整位置。策展人刘春杰给展览起的名字很诚实——“百读不解 百看不厌”。不解，是入口;不厌，是结果。石虎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人舒舒服服地“读懂”。

　　这次“百读不解 百看不厌”大展最可能修正的，是把石虎从“风格史”的叙事里拽出来，让公众直面他“独异性”的完整面貌：他不是在既有的中西、古今坐标里找一个新位置，而是拒绝被那个坐标系收编，坚持一种不可化约的个体实践。我希望公众能带走的核心认知是：石虎的艺术不是用来“读懂”的，是用来“经历”的。就像展览标题本身提示的那样，“百读不解”不是缺陷，是入口;“百看不厌”不是审美愉悦，是身体与时间被卷入一场持续生成的书写事件之后的必然结果。

　　公众对石虎最大的认知盲区，恰恰藏在他最醒目的标签之下。很多人看到那些缠绕的线与斑驳的色，第一反应是“豪情洒脱的抽象作品”;或者把他归入“传统革新者”的序列，与林风眠、吴冠中等人的路径混为一谈。但这两种归类都错失了石虎最核心的东西：他既不是在画抽象，也不是在“改良”传统，他是在做一次向文明源头的“创造性回归”。

石虎 玉人图 143×74cmx4 纸本重彩 1992

　　石虎的“破法”实践针对的是两个迷思：传统书法的神圣化，与现代主义的进化论。公众容易看到“反叛”的姿态，却不容易看到反叛之后他去了哪里。石虎越过帖学、碑学，直溯甲骨陶文时期的“亚文字图示”，在汉字创生之初的混沌里寻找书写的“元魂”。他创造的“书象”，是一种介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第三形态”——既承载汉字的结构智慧，又具备抽象艺术的纯粹形式力量，但两者都不是。这不是风格选择，是认识论层面的另起一行。

　　艺术真正发生的地方，恰恰在“意义”尚未凝固的那个瞬间。生命力不在作品完成之后被赋予的解释里，它在生成的过程本身——在每一次凝视、每一次取舍、每一次不可回头的判断中。

　　看石虎从《非洲写生》到晚年重彩，四十多年，外界看到的是风格跃迁，但我看到的是同一种东西在持续做功：他不肯让任何一次书写成为上一次的复制。他自己说过，“书不在法”，法度应当源自创作者内在的生命体验与时代感受，而非外在的程式规范。这种“每一次都不可重复、不可预见”的生成状态，才是生命力的真正载体。

　　所以，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力靠什么撑住?天赋当然有，意志也不可或缺。但我在石虎身上看到更根本的东西，是一种近乎朴素的“不肯停”。不是意志力那种咬牙坚持，而是一种认知上的清醒：一旦你开始重复自己已经有效的语言，生命力就已经在撤退了。石虎的“生猛”不在于他比谁更用力，在于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未知”的那一侧。这比天赋和意志都更朴素，也更难做到——因为它要求一个人持续地放弃自己已经赢过的东西。

　　被误读的石虎

　　公众对石虎的认知，长期卡在两个标签之间。看到那些繁复的线和浓烈的色，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抽象表现”;知道他从1979年《非洲写生》一路走过来，又容易把他归进“水墨革新”的序列，和林风眠、吴冠中放在一条线上谈。这两种归类都省事，也都错失了石虎最核心的东西。

　　他既不是在画抽象，也不是在“改良”传统。作者在《“石虎书” 对艺术工具化、程式化的彻底叛离》分析“石虎书”时指出，石虎的实践本质上是对两个迷思的祛魅：传统书法的神圣化，与现代主义的进化论。他越过帖学、碑学，直溯甲骨陶文时期的“亚文字图示”，在汉字创生之初的混沌里寻找书写的“元魂”。他创造的“书象”，是一种介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第三形态”——既承载汉字的结构智慧，又具备抽象艺术的纯粹形式力量，但两者都不是。

　　学术主持王鲁湘在开幕致辞中说得准确：石虎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绕开的重要艺术家，他的探索彰显艺术的自由的本质。此次展览带来不少上海展未曾展出的作品，其中石虎自称的“书道”作品，是读懂其艺术思想的重要文本，亟需组建专业团队对作品文字开展考释整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大美术教育、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开阔艺术视野，构筑起他综合多元的艺术底色，让他的探索走得更为果敢激进。

　　刘春杰用“障眼法”来形容石虎的表层：激烈、粗粝、生猛、鲜活，似是而非、抽象陌生;揭开层层叠加的肌理和繁复缠绕的线条，天地、人物、生灵以及他编织的故事情节尽显。所谓抽象具象化，具象抽象化，看似“失控”的艺术远比精准和可复制更为生动。

　　工具改造如何改写了书写的定义

　　石虎书道最直观的“不解”之处，首先来自那支笔。他自制的孔雀羽毛加长散锋笔，柔软、不可控，储水率低却极富弹性。他在一篇自述中直言，为寻找心中的线条，进行了大量毛笔实验，最终找到这种“既可无比柔顺，又极富弹性”的材料，因为它更擅长制造即兴效果。雅昌专稿将这种工具改造视为石虎“破法”实践的第二个层面：通过特制毛笔打破媒介的既定边界，让每一次书写都成为身体与材料的全新遭遇。

　　这不是一个“用什么笔”的技术问题。当笔不再服从手腕的精确指令，书写就从“控制”变成了“遭遇”。拖泥带水，写哪儿算哪儿，转、顿、提、按、行、拖之间，痕迹不再指向某个预设的字形，而是指向一场身体与材料之间不可复制的博弈。刘春杰形容观石虎书法如“蚊叮虫咬”：有痕迹、想挠痒、有痛楚。百读不解，但看久了会上瘾。

　　有人说他像井上有一。能跟井上有一巅峰对话而不被覆盖，这本身就是一件稀罕事。但石虎走的不是井上那条路。井上有一是把字往极限里逼，石虎是把字往源头里退——退到甲骨陶文、岩画涂鸦那个文字与图像尚未分家的地带。在他的作品《画山图》的题字中，石虎写道：“或许只有书道才能如此自由的线条精神，其实他只在于赶走身边的庸俗和压抑”。这句话可以看作他全部书道实践的自我注脚：线条的自由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把书写从“庸俗”与“压抑”——也就是工具化和程式化——中解放出来。

　　线的生命观

　　石虎对线条的理解，比“写得自由”要深一层。他在《线论》中提出：“恍惚有生，如是线条之生命观……线如生命，生而得之，故书乃生命之质也。”线在他那里不是造型的手段，而是生命状态的直接痕迹。他长久地观察宁夏玉石上的纹路、蚂蚁爬过的轨迹、梅树疤痕的抽象形状、墙壁风雨侵蚀的痕迹，从中看到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在生命存在的痕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石虎的“书象”同时让书法界和抽象艺术界都感到不安。它不服从帖学碑学的释读规则，也不落入西方抽象绘画的形式自律。雅昌专稿将“书象”界定为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第三形态”，其要害在于：它既承载汉字的结构智慧，又释放出超越识读功能的视觉能量。那些挣脱了识读功能的点划结构，保留的是造字之初的原始智慧，而不是任何一家一派的法度。石虎自己说得更彻底：“书不在法”。法度应当源自创作者内在的生命体验与时代感受，而非外在的程式规范。这不是否定法度，是对“法”之来源的重新追问。

　　巨制与身体

　　这次展览最不能错过的是晚年那些巨幅重彩。《伏娲纹铭图》十八余米，伏羲女娲、山川人物、神话与人间在缠绕的线与斑驳的色层里彼此解构又彼此生成。画册上翻过去是一回事，站在原作面前是另一回事。那些隐匿的物象在身体的反复调整中慢慢显形。这不是一幅画在“被看”，这是一个空间在要求你调整自己的位置。

　　在一个图像以滑动速度被消耗的时代，石虎要求观众付出体力。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立场。雅昌专稿在讨论“石虎书”时点出了一个关键：石虎的作品“拒绝被快速阅读、快速理解，迫使观众停下来，进入那个‘不可言’的沉默空间”。巨幅重彩把这种“迫使”推到了身体层面。他用多种材料塑形，刮、漏、印、刻、堆叠;用线层层缠绕、繁复坚实;用色华丽斑驳、灿若霞光。绚烂浑融，浑厚而充满现代张力——这些词放在画册上是形容词，放在展厅里是身体感受。

石虎 天铭图 219x149cmx9 纸本重彩 2000

天铭图（局部）

　　隐居十年

　　2013年在中国美术馆办完大展，正是声名最盛的时候，石虎转身去了广东河源的山村，一待十年。“鸡鸣即起”，画得更大，画得更猛。在艺术媒体行业，见过太多人把“在场”等同于“被看见”，把“活跃”等同于“有效”。石虎反着来。他不是用隐居来“酝酿”一次复出，隐居本身就是他创作的方法。

　　在城市，他面对的是展览系统、评论系统和市场趣味的合力;在山下村，他面对的只有晨昏、纸墨和自己身体的耐受力。《共华图》《伏娲纹铭图》那种尺度和密度，不是在画室里“经营”出来的，是一个人在山村的日常里一天一天“长”出来的。隐居不是他艺术生涯的注脚，隐居是他晚期作品尺度和密度的物质前提。

　　对普通观众来说，这种活法最触动人的地方，不是“淡泊名利”的道德故事，而是一个更朴素的提醒：真正的积累，往往发生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而且不需要被看见来确认。石虎的十年提供了一个反向的证据——一个人可以越隐越深，同时越画越大，因为他的尺度不来自外界的目光，来自他为自己建立的内部秩序。

　　他反复强调自己未曾受异域文化影响，却又扎着几根被一些人视为“封建残余”的辫子。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放在“安身之道”的框架里看并不费解：他的安身之处不在任何一种现成的文化立场里，而在“创造”这个动作本身。

　　书写的“事件性”

　　石虎的创作“不是要提供某种新的风格范式，而是要恢复书写的‘事件性’——那种每一次都不可重复、不可预、见的生成过程”。

　　“百读不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一句谦辞，也不是单纯的策展修辞。它是一个准确的描述：石虎的作品没有给现成的释读框架留下舒适的入口，因为它不生产“可被归位的风格”，它生产的是每一次都重新开始的书写事件。而“百看不厌”则指向另一个更朴素的事实：在反复的、身体的、耗费时间的观看中，那些一开始只呈现为陌生感的东西，会逐渐显露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从原始思维与民间智慧中生长出来、却被当代的视觉强度重新锻造过的秩序。

　　结语

　　“百读不解”是诚实的描述，“百看不厌”是反复观看之后自然得出的判断。石虎在《话语录》中写过一句话，几乎可以当作这次展览的入口：“所以，事物是什么，灵魂是什么，书道是什么，它们是一回事。”他留下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读懂”，而是：当一个人把全部生命力押在“不重复自己”这件事上，我们习惯用来谈论“成熟”和“风格”的那套话语，还够用吗?展厅里走两圈，比读任何评论都可靠。展览展至11月29日。

展览开幕现场

开幕式现场

著名文化学者、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 王鲁湘致辞

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 赵绪成致辞

恒邦艺术中心代表王一乔向金陵美术馆捐赠作品《朵凝图》，南京书画院副院长、金陵美术馆副馆长张雪婷接受作品捐赠

南京书画院特聘院长、金陵美术馆特聘馆长刘春杰颁发收藏证书

“墨彩——石虎创作中的图式与精神性”的学术分享会下半场

一号展厅

二号展厅 

观众看展现场

作者：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