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这些高僧大德来说，释迦牟尼佛六渡万行的行迹，特别是其将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之悲兴看破、放下之智合二为一的大智大勇，是他们永远追求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沉浮于繁衍时代的众生，才会在这些大德身上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生命存在的形态、一种自在而舒展的洒脱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不竭悲心。从画高僧印光大师的法相后，李唐先生发愿用十年的时间绘制历代三百位大德高僧法相，以补前人之缺，现今，三百幅画像已经完成。

　　画高僧像必须查阅诸多历史资料，也须参考历史上留下来的高僧法像。李唐说：“宋代有高僧的石刻印本，这些高僧相大体通过黑白色彩和粗细线条表现，但整体相貌单调，且其中的祖师像并不多。”而有一些高僧，没有相关资料，需要找到他们的法脉弟子了解其流传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成为李唐解读这些高僧的第一手资料。李唐说：“画历代高僧大德是从他们流传的故事中捕捉他们的神情气韵。”在李唐看来：“画高僧法相不同于一般的肖像，画高僧像主要是画者对高僧的理解，而画的过程中最难把握的是时代、教派、环境、他们的贡献以及服装、家具、法器法物、性格特征等多重因素。”他强调说：“不可马虎。”

　　李唐画唐朝高僧善導大师，画之前，他深入了解驰名世界的河南洛阳龙门大佛石雕和当时的那段历史。唐时唐高宗发心在龙门修福造佛，皇后武则天以其脂粉钱两万贯作为资助，由善導大事负责主持监造。李唐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善導大师的职位类似现今的艺术总监，龙门石窟的主像盧捨那大佛其严整周密的几何尺度和精致的刀工技巧将佛陀的面相刻画的庄严肃穆，佛陀嘴微露笑意，面容安详。

　　这种造型的塑造在李唐看来也反应了主持监造的善導大师的另一种表情，李唐画的善導大师以盧捨那大佛为背景，善導大师面带微笑，安详庄严。

　　三百位历代高僧法相於李唐来说并不多，他说：“中国历代高僧大德很多很多，今后还会增加高僧大德法相的绘画，以画笔记录德像。”

在敦煌佛艺中寻找自己的飞天

　　接触佛教二十多年，一直在佛教艺术里驰骋的李唐也谈到，中国佛教艺术源远流长，石窟艺术就是一绝。而画高僧法相、画佛，都离不开对中国佛教艺术的专研。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唐走访敦煌石窟，在他看来，敦煌莫高窟是佛教艺术最重要的宝库，是每个画家心中向往的地方。“佛画创作，始终遵循佛教仪轨，庄严妙好，敦煌壁画至今为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范例。”他举例《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270个洞窟画有飞天，总计5400余身。

　　其实，飞天在佛教中是天歌神、天乐神的化身，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从十六国开始，直到元代末期，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情况变化等，飞天的艺术形象，姿态和意境，风格和情趣，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后人留下不同风格的飞天。李唐感慨：“敦煌壁画的飞天图特色在于感官上的柔、美、雅、韵的完美结合。”

　　走过敦煌之后，李唐后来也画《飞天》，主体以敦煌飞天图为蓝本，将古典艺术现代元素相融合，形成独有的艺术风格。李唐说：“古人有古人的创作章法和色彩，但现今人们也有现代的表现手法，《飞天》题材虽源自敦煌壁画，但每个人理解的飞天不一，艺术具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眼光。”在李唐看来，敦煌艺术让人赞不绝口，敦煌的壁画也最精彩，但艺术不可能达到最绝，就如宋代石刻印本中的高僧像，他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简练、严谨，但历史走到今天，色彩的运用，背景的补充都是体现现今绘画的技法。“对于画家来说，追求自己的飞天，追求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艺术语言才最重要，这在佛画创作中亦是不容忽视的。”